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7日在深圳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主论坛上，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等分别进行发言。

王旭东：保护文化遗产 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在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主论坛上，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从文化遗产的内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如何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的主题等四个方面，探讨文化遗产保护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大意义。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世界遗产大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我国已有世界遗产56项，位列世界第二位。

王旭东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现了变革性的实践和突破性的进步。然而，文化遗产不可再现、不可替代。“我们必须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文化遗产复杂的保护形势保持清醒认识。”他说。

我国丰富独特的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王旭东看来，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存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就是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物古迹、历史街区、传统村落，和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传承，无比珍贵。”

王旭东分析，作为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文化的见证，文化遗产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在涵养文化情怀、增进爱国情感、强化民族认同等方面，文化遗产的教育作用和感染力，是其他教育手段所难以替代的。

文化遗产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大量珍贵文化遗产，已成为古代中外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记忆。“保护文化遗产，既是有利于保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补充道。

王旭东认为，一方面要深化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和阐述，使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得到完整的呈现；另一方面要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技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体系，从而形成文化遗产全民参与、全民保护、全民共享的局面。

“人民群众既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我们要充分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保护传承的工作，努力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民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他说。

王旭东进一步建议，在城乡社区推动以居民为主体、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实施历史街区和传统村落的保护整治，让居民在胡同街巷过上现代生活，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既具有重要的中国意义，又具有独特的世界意义，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具有双重价值。”王旭东进一步指出，在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同时，还要挖掘古老遗产的时代价值，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遗产保护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陈来：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

在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主论坛上，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以“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为主题发表演讲。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取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

“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和社会，怎么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陈来表示，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自19世纪末期以来，实现现代化一直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备受关注的课题。

在他看来，早期现代化理论的最大局限性，是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阐释也是以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以及西方国家文化资源和社会结构作为标准，这就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现代化观念，特别是主张非西方国家要将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去除，代之以西方文化。

但事实上，即使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大框架内，产生的也并非一种，而是多种现代化模式。它们尽管同源，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但却有迥异的意识形态、制度模式和文化价值。“现代化具有不同的文明形式。”他说。

陈来介绍，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继取得巨大经济成就，这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个启示：“儒家文化和现代化是绝对排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儒家文化圈呈现出的独特现代化的新模式证明，儒家文化可以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助力。他进一步指出，从小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并接受儒家价值观的人，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中，也可以创造出卓越的经济成就。

演讲中，陈来重点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他注意到，当前中国文化体现在了经济生活的伦理规范中，包括勤劳、勤俭、忍耐等品质。至于克制、敬业、诚信、耐劳的精神，善于学习的素质，更是儒家文化的典型特征。“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要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创造，同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他说。

这些年，中国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充分展现了理论和实践价值。在陈来看来，一系列原创性的理念、思想、战略的提出，都将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倡导与传承，并在这一进程中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模式、文化模式和文明内涵。

“百年来，中国已经逐步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我们正在创造这一现代文明的新形态。让我们共同努力，弘扬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陈来说。

赵汀阳：文明对话应面向未来寻找“相聚点”

在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主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围绕百年大变局下文明对话的使命与意义发言。

“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的名言揭示了文明发展的秘密。赵汀阳认为，“共在”先于“存在”，每个人类文明自诞生之初，就自然存在着“跨文明”的交流。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化发展，每个文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与边界。

“有了文明的边界，就需要文明的对话。”如何在不同文明之间形成有效的对话，也引起先哲们的广泛思考。在赵汀阳看来，过去提出的“交往理性”模式，只能为人们解决思想上的分歧，却无法化解心灵间的隔阂，“因为‘互相理解’不能保证‘一致同意’，两者之间还缺少‘互相接受’的关键环节。”

文明之间都有相似的价值理念，但不同文明各有不同的价值排序。崇尚“和谐”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具有不同价值排序的文明之间，如何实现“互相接受”？赵汀阳认为，同一文化内部往往存在默契的“相聚点”，而不同文化之间则需要人为创造更多的“相聚点”，而古老的“中国智慧”对当代文明对话同样带来深刻的启示。

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赵汀阳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同时互相改善，吸收不同文明最突出的优点，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是文明对话所能实现的最高目标。”赵汀阳说。在他看来，文明之间的交流并非只是一种“加法”，而是充满创造性的“乘法”。文明对话的成功先例在人类历史中也屡见不鲜。

“从价值观的角度寻找不同文明之间的‘相聚点’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们可以转换方法，从不同文明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里寻找‘相聚点’。”赵汀阳认为，置身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明都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大家也面临着基本相似的问题，从“问题”出发反而更容易找到文明对话的“相聚点”。

不同文明的知识体系之间互为参照系。“随着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人工智能等新形态知识的发展，过去欧洲产生的知识已经不足以解决人类今天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共同的问题，将不同文明的知识和思想汇聚起来，建构一个共享的、非排他的知识世界，这非常有利于实现跨文化的‘相聚’。”

随着人工智能的到来，人类的知识体系也将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所面对的问题同样会更新换代。赵汀阳指出，以未来作为出发点，才能更好重构传统的意义。他展望，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形成跨文化的“新百科全书”，为人类今天共同面临的问题找到答案。

郑永年：今天的中华文明具有传统性更具有现代性

在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以“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与全球价值”为主题发言。他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多元性，不同文明不仅对现代化的含义的理解不同、内容不同，追求方式也不同。“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提倡文明对话，文明互鉴互学，共同推进世界的现代化”。

“我们要在‘复兴’的构架中讨论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与全球价值，并探讨两个层面的关系：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华文明与世界现代化的关系。”一开场，郑永年便抛出两个关键问题。

其中，在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方面，他认为，中国今天的复兴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今天的复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产物。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华文明具有传统性，更具有现代性。”

发言中，郑永年重点阐释了中华文明与世界现代化的关系。在他看来，因为现代化首先发生在西方，因此人们一直关切西方国家是如何塑造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格局的，而忽视了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在塑造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郑永年进一步阐述道：“我们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多元性，不同文明不仅对现代化的含义的理解不同、内容不同，追求方式也不同。”

他说，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符合其自身文明、文化和国情时，才会成功，否则就会导致失败。“经验地看，那些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往往是成功的，而那些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的现代化往往是失败的现代化。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

在郑永年看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还表明中国不会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向外推行自己模式的现代化，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强加到其他国家之上。同时，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也提倡文明对话，文明互鉴互学，共同推进世界的现代化。